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法律出版社[⑥] 郑贤君，《自由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进展》[⑦] 《中国宪法学》，董和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⑧]谢维雁，《从宪法走向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⑨] 郭道晖，《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是宪法的最高原则》，法律出版社。公民把权利定义在宪法之中，宪法用最高法的形式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这一方面是由宪法本身造成的（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也是宪法在实际运行中造成的，孙志钢事件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公民的人身自由何在？公民最基本的生命权何在？这无不值得我们去深思，追根溯源，很大一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来在宪政实施不力，因此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当今世界，信息的传递大部分是依靠各类媒体。中国可不可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司法化制度，如何去建立，有什么不利的后果？这需要司法机关去尝试，否则就是在理论界说的漫天飞舞也没有任何作用。[⑩]杨海坤，《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安排》。人大常委会和人大都有权否决任何法律违宪（人民有权审查宪法），但是如何确定违宪，以及在生活中能否提起宪法诉讼，自从齐玉苓案以来，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距离真正的宪法司法化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进而实现舆论自由，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政治权利和自由不仅有其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更有其发展的社会价值。但这并不表明逻辑有效性对建构应得的可能生活不重要。

总之，不论是否需要解释，法律规则的性质将决定可能生活的性质。虽然与应得的可能生活一样，各得其所的可能生活也具有可接受性，但各得其所的可能生活实现的只是形式正义，而只有应得的可能生活不仅可以实现形式正义，而且可以实现实质正义，才能真正实现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功能，因此，证成以应得的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判决结论才是法律论证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标。合理的被动接受：合理的被动接受由两种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本该获得肯定性可能生活，但由于他/她没有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支持，致使他/她事实上获得的却是否定性可能生活，或者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本该获得否定性可能生活但由于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比对方更为有利的证明并因此而获得了肯定性可能生活，那么，这两种可能生活对该当事人而言是各得其所的可能生活，是当事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可能生活。

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而不应该是恶法之治。当他认定当事人的诉讼目的不具有正当性，而自己的法律论证具有合理性，并且能够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的时候，如果当事人不接受和履行司法判决赋予他/她的法律责任--可能生活，动用国家的暴力强迫当事人被动接受司法判决就不再是一种司法暴政和主观擅断。

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清楚明确且无任何歧义，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因为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这种法律将导致无辜者的利益受到侵害的范围更广泛，程度更严重，正如孟德斯鸿所指出的没有比在法律的借口之下和装出公正的姿态所作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不幸的人们正是在他们自己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要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首先必须知道法律论证和当事人的需要是否具有合理性。这句话没道理（我的衣服本来就是这种颜色，是今天才穿上的，其实并不脏），但为了避免与对方产生无谓的争执或冲突，我也会选择接受。

一般而言，当司法判决与当事人的需要、目的或欲望相符合时，当事人会采取主动地接受。但如果将能否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作为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标准与试金石，那么即使监督人员不在场，裁判人员的自由心证或自由裁量权也将得到极大限制，监督职能也会得到有效实施。那么，如何判断一个行为、需要是否具有正当性呢？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依据爱默伦、荷罗顿道斯特的批评性论辩理论，法律论证活动应遵循以下理性论辩的讨论规则：（1）当事人论辩权利保证规则（自由规则）。

例如，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行为，如果既认定为有罪又认定为无罪，那么法官就得给该当事人创设出在性质上相互矛盾且不能并存的两种可能生活：有罪，当事人就应该过一种受人管制、失去部分或全部自由的可能生活。利益冲突的调停是否能公平且持久。

（4）法律论证存在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导致司法判决不具有可接受性。例如，一个人，只要他不具备刑事豁免权，一旦他触犯了刑法第283条，他将要么在监狱、劳改场所（有期徒刑）、要么在看守所（拘役）、要么在当地派出所监管下（管制）生活一段时间（有罪但免于刑罚的除外）。

因为，欲求一个目的而不去欲求实现它的手段、工具是无法想象的。建构可能生活的推理形式必须是逻辑有效的。表面上看，立法者在法律规则中创设的和法官在判决结论中所建构的好像都是否定性可能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不让当事人获得正义主要依靠运气这种现象成为司法常态，削弱获得正义对运气的依赖，那么就必须对司法判决进行批判性检验。（3）组合（Ⅳ）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既不具备形式意义上的可接受性，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可接受性。立法者和法官创设和建构否定性可能生活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对违反法律规则的当事人进行惩罚，对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予以救济，更重要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建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肯定性可能生活，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在否定性可能生活与肯定性可能生活的变奏中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价值。

法律应当维护哪方当事人的需要（利益）呢？笔者认为，在相互矛盾、不能并存的需要中，具有正当性的、普遍性的需要就是正当的需要，正当的需要就是法律所要保护的需要。既然任何主体活动最终都引发于主体的需要，那么，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接受活动当然不能例外--当事人接受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司法判决，拒绝违背主体需要的司法判决。

违反程序法律规则的司法判决一定不具有可接受性，但符合程序法律规则却未必一定具有可接受性。如果认定的案件事实是不清楚或根本就是错误的，这时法律规则无论有多么地正当、合理，判决结论都不会具有任何正当性和合理性。

因为正当之为正当，在于它构成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依据。如果肯定性可能生活不能促进更多人更好地生活，不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那么立法者和法官创设和构建否定性可能生活也将显得毫无价值。

因为，诉讼行为的合法性与法律论证的合理性、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虽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它们在构建可能生活的证明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程序法律规则只能规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诉讼行为是合法的，但它不具备判断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充分性的功能，即不能保证法律论证具有信念合理性和表达合理性。一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既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积极界限，也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消极界限，人们可以扩展自己的认识能力，但无法超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人类认识能力提供的界限。如果某当事人的行为事实与法律构成要件相符合，那么法律效果中所设定的某种特定可能生活就会变成该当事人在今后某个特定时空段内的具体的现实生活。历史经验证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是由于事实错误而导致的。

这个案件最终的圆满解决充分说明，司法裁判能否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实现当事人的愿望、达成当事人的目的是当事人判断司法裁判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以及是否实际接受司法裁判的最重要标准。诉讼证明活动必须符合诉讼程序法规则和理性论辩规则。

有利于公共发展，也有利于个人公共道德和社会生活。这七种合理性品格是司法判决是具有可接受性的正当根据。

进入专题： 可能生活 证成 。谨守逻辑形式并避免谬误可以说服别人，并给予司法判决正当性，将迷惑与含混不清的事物一扫而空。

判决结论就是法官根据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为当事人建构的一种可能生活。主要从事法律逻辑、法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判决受众必须以司法判决能否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作为接收或拒绝司法判决的标准。主体需要蕴含着主体的法律权利。

总之，只有同时具备逻辑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的可能生活才能最终转变为现实生活，这样的司法判决才具有可接受性，才能使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按照这一原则，便可以为了多数人的较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较小利益。

当事人的需要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及社会公众判断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依据和标准，这是由需要（利益）的对抗性所决定的：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通过长期研究发现，基因是最自私的，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结果。但是，对规范命题（Ⅱ）则不能采取漫不经心的轻率态度。

法律规则的性质决定可能生活的性质，应得的可能生活是法律规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体现，但是，不与特定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也就无从判定。肯定性可能生活的承担者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特定的自然人或法人，有时则不针对某个特定自然人而是针对整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例如环境保护案件中，否定性的可能生活的承担者就是被告，而肯定性可能生活的承担者则是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地球上的每个人。